【中國科學報】一位89歲老院士，上了一輩子“地理課”
來源：中國科學報??記者：孟凌霄??發(fā)布時間：2025-10-28?
每次上課前，80多歲的鄭度總會先做一件事：輕輕摘下手表，放在講臺上，表盤朝向自己。
守時是鄭度多年來養(yǎng)成的習慣。對他而言，上課準時、下課準時，絕不可耽誤。故意拖堂不僅是教學管理的問題，更是一種對學生的不尊重，“說明你講得有問題”。
他教授的這門課是《現(xiàn)代自然地理學》，是中國科學院大學（以下簡稱國科大）地理學各專業(yè)研究生的學科基礎課，同時也是環(huán)境、生物等相關專業(yè)研究生的選修課。這門課鄭度已經(jīng)上了15年。
前不久，地理學家、中國科學院院士鄭度獲得了國科大首屆“立德樹人獎”。這是國科大教育教學工作的最高榮譽獎項，面向長期在教書育人一線崗位奉獻的中國科學院教學科研人員，專門表彰在立德樹人、教書育人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優(yōu)秀教師。
“開學第一課”
早在“開學第一課”這個名詞出現(xiàn)之前，鄭度就開始為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（以下簡稱地理所）新入學的研究生講授“進所第一課”了。這門課面向剛報到的碩博新生介紹地理所的歷史，通常要講半天左右。
這門課由鄭度講解再合適不過。
1958年，22歲的鄭度從中山大學地理系本科畢業(yè)后，被分配到地理所，至今已在這里工作了半個多世紀。從院所定位到學科建制，從歷史沿革到前沿動態(tài)，他都了然于心，講起來娓娓動聽。
而國科大的《現(xiàn)代自然地理學》這門課，自國科大建校以來便已開設。
那時，這門課由我國著名地理學家、中國科學院院士黃秉維創(chuàng)設。黃秉維是鄭度學術上的前輩，鄭度剛進入地理所時，黃秉維正擔任所長。后來，黃秉維因年事已高不再授課，這門課便由鄭度接管，成為課程的首席講師。
那時，《現(xiàn)代自然地理學》每學期都有上百名學生聽課。
鄭度在課程中主要講述兩項內容：
第一項內容面向剛入學的碩士一年級學生，講解自然地理學的研究內容、學科分支與前沿領域。他不僅傳授地理學科的脈絡和發(fā)展現(xiàn)狀，還重點講述竺可楨、黃秉維等前輩科學家的精神，讓學生感受到科學家的治學態(tài)度和科研理念。
第二項內容則聚焦青藏高原的自然環(huán)境與地域分異規(guī)律。鄭度結合自身多年高原考察的實踐經(jīng)驗，向學生介紹實際觀察到的問題和自然特征，使課本上的知識更加具象化。
鄭度每每說起在青藏高原的科考經(jīng)歷，臺下學生總是聽得最投入。
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，鄭度的科研重心逐漸轉向青藏高原，他也成為青藏科考的早期“探路者”之一。彼時的青藏高原科考條件極為艱苦，大多數(shù)地方汽車難以通行，科研人員只能靠雙腳走出一條路。鄭度常對學生說的“地理學是一門走路的學問”這句話也由此而來。
1972年，周恩來總理說，基礎研究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把它抓好，不要說過就過去，像浮云一樣。由此，青藏科考迎來了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。次年，鄭度加入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，這次長達4年的綜合科考，填補了青藏高原研究中的多項空白。
多年來，鄭度在青藏高原自然環(huán)境的地域分異與格局研究中取得開拓性進展：闡明高原山地垂直自然帶類型系統(tǒng)并構建其分布模式，揭示高原獨特的生態(tài)現(xiàn)象及其空間格局、高原植物區(qū)系地理的地域分異，闡明高海拔區(qū)域三維地帶性規(guī)律，提出青藏高原自然地域系統(tǒng)方案。
如今再問鄭度，一生中究竟去了多少次青藏高原，他一時也答不上來。從初次踏入青藏高原以來，他的科考足跡早已讓那片神秘的高原，成為他最熟悉的土地之一。
“青藏高原的環(huán)境與內地差別很大，很多人一開始都不適應。”他說，“但隨著考察的深入、了解的加深，慢慢就能讓自己融入那片自然之中。”
基于多年的野外考察經(jīng)歷，由鄭度主編的《現(xiàn)代自然地理學》等教材專著，已成為自然地理學課程的經(jīng)典教輔，惠及無數(shù)師生。
“不累，不累”
直到去年秋天，鄭度仍堅持在國科大雁棲湖校區(qū)講授《現(xiàn)代自然地理學》課程。
那時，他往返上課已明顯吃力。中午來不及休息，午飯后12點便動身趕往教室，下午一直講到4點。對于近90歲的老人而言，這樣的課程安排著實辛苦，但鄭度總說“不累，不累”。
課后，總有二三十名學生圍在講臺前，排隊找鄭度簽名。他從不草草寫下自己的名字，而是要先問清楚學生的姓名、所在研究所，再寫上不同的寄語，最后鄭重簽名。身邊陪伴的助教考慮到他的身體情況，勸他簡化些，“簽個名就行了”，他總搖頭。課后學生想找他合影，他也總是笑瞇瞇地答應，一個個與他們合影。
很少有學生知道，這位80多歲仍精神矍鑠的老人，因長期在高原進行科考，眼睛暴露在強烈紫外線下，晶狀體逐漸渾濁，后來通過手術都換上了人工晶狀體。多年在高原缺氧環(huán)境中考察，也對鄭度的內臟造成影響，肝脾略有增大。
前些年身體好時，他堅持站著講課，直到近幾年授課才不得不坐著。年輕時，鄭度走路生風。這幾年行動慢了下來，80多歲時，他仍堅持不拄拐杖，認為用拐杖“顯得自己老了”。
直到今年秋天，鄭度因身體原因，不得不暫停授課。
80多歲高齡了，為何仍不愿離開講臺？身邊的人知道，這是鄭度對講臺、對學生、對地理學的眷戀和責任。他希望讓更多學生通過課堂，認識青藏高原，理解地理學之美。
不僅如此，鄭度對青藏高原的熱愛，也延續(xù)到對于來自那片土地之上學生的關懷。在青藏高原工作多年，他深知那里的青年求學機會來之不易。因此，每當有來自藏區(qū)的學生，他總會格外關心、悉心指導。
他的學生、地理所副研究員趙東升回憶，鄭度先生在帶學生時有一個特別的堅持——他總是格外關注少數(shù)民族學生，尤其是藏族學生。只要藏族學生的基本條件夠格，他都會盡量招收，哪怕要去多爭取一個名額。
“一輩子的地理課”
受過鄭度指導的學生，都深知他治學嚴謹。
在論文寫作指導中，無論是預備投稿的論文，還是學生的博士畢業(yè)論文，鄭度總要親自逐頁批改。學生遞交打印稿后，他會詳細標注修改意見，再把學生叫到辦公室，一條一條面對面講解。有時，一頁紙上布滿密密麻麻的紅筆批注，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。
趙東升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鄭度修改他的畢業(yè)論文時，為他糾正植物名稱的寫法。因為趙東升并非植物學出身，對植物拉丁名不夠熟悉。鄭度發(fā)現(xiàn)其中有些寫得不規(guī)范，便指出部分拉丁文寫得不對、不嚴謹，又解釋說，有的情況寫“屬”名可以，但有的必須寫到“種”，這樣才準確、嚴謹。
鄭度的學生、地理所研究員尹云鶴也有一次被老師“糾正”的經(jīng)歷。她在論文中引用了鄭度的一本著作，原書封面寫著“鄭度等著”，她卻誤寫成“鄭度著”。雖然只是一字之差，但鄭度看到后，非常嚴肅地指出，“這是原則性問題，必須尊重合作者的研究成果”，并要求她把那個“等”字補上。
“這件事讓我印象很深。”尹云鶴說，在鄭度的影響下，她后來也常提醒自己的學生，科研要嚴謹，更要尊重他人的勞動成果。
學生們評價鄭度時，常用“以身作則”四個字。
他們在整理鄭度多年來的手稿時發(fā)現(xiàn)，老師保存著大量珍貴的手寫資料——工作記錄、野外手繪的地形圖、剖面圖等，每一份都工整有序。每次在野外進行地理調查，他都會認真記錄所見植物的拉丁學名，并清晰標注在圖上。從20世紀50年代起，幾十年間的野外考察筆記，他都完好保存。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(jié)，恰恰是他科學精神最樸素、最真實的寫照。
在評價什么是好學生時，鄭度用了“吃苦耐勞”四個字。
在他看來，地理學者不能只在書齋中做研究，野外才是最好的課堂。
海拔低的地方與高原地區(qū)有什么差別？當?shù)匕傩盏纳钆c自然環(huán)境如何互動？這些問題，唯有走到實地、親身觀察，才能得到答案。
而追尋答案的過程，正是鄭度上了一輩子的地理課。
他常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國家重大項目，讓科研工作服務國家需求。多年來，他培養(yǎng)了大批復合型人才，學生們在青藏高原資源開發(fā)、生態(tài)保護、氣候變化等領域成績突出。
尹云鶴回憶，自己剛工作時曾向鄭度先生請教今后的科研方向。先生當時叮囑她：“要把眼光放到全球，不要只研究中國的問題。要多比較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(qū)的特征。”
撰寫博士畢業(yè)論文時，尹云鶴研究的是中國尺度上的干濕區(qū)對氣候變化的響應。她原本覺得這個范圍已經(jīng)夠大、夠復雜了，但在導師鄭度的鼓勵下，她逐步把研究視野拓展到全球尺度。
“他總是提醒我們，要放大視角、放寬眼光。這種思路對我之后的科研影響非常大。”她說。
如今，鄭度培養(yǎng)的學生在青藏高原資源環(huán)境、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保護等領域取得顯著成果，既推動學科發(fā)展，也為區(qū)域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提供科技支撐。這些人才中，多人成為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領軍人物，在土地管理、水資源利用等國家重大戰(zhàn)略實施中發(fā)揮重要作用。
“沒有一絲絲包裝”
作為一名老師，鄭度極看重言傳身教。
他對學生一向平等、真誠。尹云鶴說，老師談論自己時，從來“沒有一絲絲包裝”。
鄭度曾笑著給學生講起當年的一件“小糗事”：1958年大學畢業(yè)，他坐了兩天兩夜火車來到北京，9月初到地理所報到。第二天，秘書科通知他說，下午所長黃秉維先生要找他談話。結果午后回宿舍休息，他不小心睡過了頭，錯過了約見的時間——“以后也沒敢去找黃所長”。
多年以后，他在紀念黃秉維先生的文章中，仍以這段往事開篇，坦然如初。那份不加修飾的真誠，正是他身上最打動學生的品質。
和學生相處時，鄭度總是溫和又有分寸。課題組有為他慶生的傳統(tǒng)。每到生日，他都會提前叮囑學生：“不能帶禮物，什么禮物都不要帶。”但他常補上一句——“如果你最近有了學術上的新成果，發(fā)了文章、出了書，一定送給我看看，我要學習學習。”那是他最看重也最喜歡的“禮物”。
作為20世紀30年代生人，鄭度身上保留著“可愛的老派”。他喜歡親手寫賀卡，每到元旦、春節(jié)或中秋，他都會挑選心儀的照片或圖案，寫上祝福，一張張寄給學生和同事。有時遇到惦記的學生、友人過生日，他也會寫信問候。
他總是關心學生的生活，每次見面都笑瞇瞇的，開場白往往是“最近忙不忙”。后來，學生們陸續(xù)為人父母，他又會問：“孩子幾年級了？”
鄭度尤其關心兒童的教育。有一次，他看到一篇介紹德國兒童教育的文章，覺得其中的理念值得學習，就發(fā)給了那些已經(jīng)有孩子的學生。
晚年的鄭度言語不多。結束《中國科學報》等媒體采訪后，他回到辦公室，靜靜地坐在書桌前，翻閱著一本厚重的書，身后是一幅巨大的立體中國地圖。后來，陪同的學生說，那天鄭老師談起早年的科考——那大概是他近來話最多也最開心的一天。
2006年6月23日，鄭度在西藏嘎隆拉山考察。
2019年，鄭度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為新生上開學第一課。
2007年8月，鄭度在西藏加吾拉山口考察。
2023年9月，鄭度在國科大雁棲湖校區(qū)給學生上課。地理所供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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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國科學報》 (2025-10-28 第4版 高教聚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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